光明日报：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性思考

在转型期的中国，基于职业精英的执业行为不断触及大众生活伦理和民粹主义的底线(如司法腐败以及为坏人辩护的职业行为)，它不仅会激发普通大众与职业精英之间的情绪对立，而且，还会与执政党、政府的维稳目标发生直接冲突。

这个高级法体系构成其他国家法律规范体系所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和普遍价值，起着引领国家法、规范国家法、批判和修正国家法的积极作用，相当于西方法治传统的自然法或中国古典传统中的天道。事实上，真正规范国家政治生活甚至约束主权权力的并不一定是名之为《宪法》的那个宪法文本，也可以是无宪法之名但行宪法之实的实效宪法，不仅包括成文宪法文本，而且其他一系列宪法性质的规范文件，甚至包括宪法惯例、权威宪法学说等。

该模式以形式法治为特征，以国家法中心主义为基本立场，将法限定为国家法，强调国家专门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并有专业化的司法机构实施法律，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法律的治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党大与法大很大程度上要从法理上区别党的两种身份和性质。（二）法律多元主义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批判 如上所述，党法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根本在于我们未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排除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依然以西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形式法治观作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的蓝本。最终，国家法逐渐将宗教、道德、政治等多元主义法律规范排除在外，从而保持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并用法律来约束政府权力。西方的党国关系是在国家建构已经完成之后解决政党如何统治国家的问题，由此形成了党国分离的体制，而中国建党其实为了建国，由此党就要变成国家的原型，拥有许多重要的国家职能。

规范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的社会习惯法。（二）不成文宪法：党章乃是中国宪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回答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实质上是理顺党章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但司法方法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依然复杂，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是颇可争议的。

[24]可想见，被告黄某为摆脱或推延债务的偿付，会不断陈述各类事由，如可能提出的：为何没有收入、以往生活困难等理由以应对。司法方法的各种细节的争论，如理性化的理由是否足够，叮接受性的概念是否成立，均表明对如何才属符合实体和程序的法律规定的问题，会出现不同的理念和争执。[47]司法与民意的长期讨论且至今并无明确解决之方向，已深刻表明，这类法官认为的司法公正，并无天然的不能争辩的权威地位。（2）查寻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通过庭审清晰剥离问题层次，在可论证的言说通道中推进，等于是尽力实现当事人、旁观者与法院之间的就纠纷如何合法解决而言的某种程度的公共认同。如此，诉辩理由展开时形成思路的分道扬镳、理解的不合作，不免为情理之中。

而在法院看，重要之点，为黄某债务是否构成及张某担保是否成立，故需划减或切断对实质问题无甚影响的多余论辩。其实，在九步法提出者举例的案件中，可深入感受司法公正角度认定问题的棘手。而在司法方法中寻求多样化的途径，需要首先深入理解，司法过程中针对司法公正及司法方法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为何会出现争议。[22]而集体认可的观点：一方面，需面对法律人或法律共同体内部可能分歧的问题，此如法院内部具有分歧意见。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某人不知道一件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其自然难以接受令自己承担相关责任的后果。孙光宁：《判决书写作中的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3期。关于《人民法院报》及《人民司法》报道宣扬，如宁杰、王建平、孙海峰：《要件审判九步法：法庭上的剑谱》，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1月11日第5版。除具有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外，要件审判九步法还表现了具体化且手册化，[6]强调了度量式效率且由此蕴含了审判管理的概念，[7]此亦为颇有意思的议题。

司法公正的学术讨论，并对司法公正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包括辞典式的定义和描述，常被理论家视为关于司法公正的客观表达。一个最直接认为正确、有效地解决实际发生的案件与法律规定的相互关联的具体例子，可参阅谢晖：《论司法方法的复杂运用》，《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

司法方法的讨论中，包含了对理由说进行补充的一种观点，即认为理由存在正确谬误之分，此亦为最容易提出的常识性主张。[22]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07. [23]See Chaim Perelman， The New Rhetoric and the Rhetoric: Remembrances and Com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 70，1984，pp.188~196. [24]同前注[4]，邹碧华文。

作为具有实务历练背景并期待较顺利地解决现实司法问题的法律人，其提出的九步法，其次，特别注意成本效率或称管理，即节约司法资源。显然，有时可能确需充分的理由讨论以明辨，而现实中，有时充分讨论的确增加了问题正误的共识，此亦为有人强调充分讨论的理由所在。故可想见，张某较难接受法院的担保意思表示真实及连带责任的认定。九步法提出者则认为，必要的控制还能促进司法过程不偏离获得正确审判结果的轨道，因为，没有法律具体规定作为目标的诉讼讨论，不可能走向正确的审判，而无限制的理由诉说极可能导致审判偏离正确的方向。陈婷婷、孙海峰、王建平：《推行要件审判九步法的调查报告》，《人民司法》2011年第3期。一般看，人们倾向于有信心地认为，方法的探索，即设想如果推理论证是没有瑕疵的，公正的要义便已实现。

以往学术化或实践化的方法提出，疑问之一，有如屡见不鲜的法律规定适用之本身，即为具体运用时总易呈现多面相的实践路径。[39]侯学勇：《司法修辞方法在社会正义实现中的作用》，《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

[19]参见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4页。其实，这里的问题关键，可能不在于是否应限定司法方法要素的数量，事实上也是无法限定的，而在于看到，在何种条件下何种语境中讨论一种包含特定内容的司法方法才是有意义的。

从社会公众角度作出判断，将会怎样？某些情况下，针对司法公正的讨论常假定社会有可能存在一种普遍认可的司法公正，而社会似乎又指社会公众。因为，法院本身专业职业的社会分工定位尤其经此而来的能力，可赋予其标准的秉持，社会一般人通常看亦容易认同类似的观点。

这样一种讨论的目的，是想提示：在司法方法和司法公正的关系中，如同司法公正本身，关键词是争议。[25]可觉察，在原告刘某的主观理解中，用欠条和担保的理由要求还款天经地义且已足够充分，其他理由，如法律条文的根据，或许是多余的。从学术看，重要的在于其是否包含的逻辑张力。何家私：《司法公正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见谢圣华、宁杰、徐公明、王建平：《加强司法方法研究，提高司法工作水平—司法方法研讨会观点辑要》，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1月26日第5版。一方面，这是前一小节讨论的管理要素的必要表现。

[30]如最高人民法院吴兆祥认为，司法方法体系中应包含管理内容。既如此，预设法院可指出正确的庭审方向，甚至预设法院能判断正确的司法结论，过于乐观了。

其当然可能认为，修辞问题与管理特别是司法理性的问题不可同日而语，视为辅助为宜。但判断正确谬误的标准是什么？为何称一些理由是正确的，另一些理由是谬误？当然，司法方法的讨论提出了各种手段，以解决正确谬误的问题。

认知的统一传递对裁判的正确与有效的理解，合法之要义亦在其中。公共认同 近年，基层法院在司法方法上常有创新，[1]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提出的并在该院全面实行的要件审判九步法，即为其一。当然，再次，作为并不清晰明确的一个努力，九步法辅助性地涉及了尽量缓解法庭紧张气氛的理念。通过举证质证，法院已形成心证刘某不知黄某是否私盖印章，并认定，借据中的担保条款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在确定被告抗辩的法律基础时，法院遇到的问题及操作方式是类似的，两被告不知道自己抗辩可依据的法律条文，最后，经与法院交流且经法院提示才认可法院提到的具体法条。此外，如上所暗示，修辞技艺对管理策略亦有辅助作用，消融当事人因法院管理元素的介入而可能产生的负面感受。

[1]具体例子见下文第四小节。化解争议，显然不是试图实现所有人的赞同和支持，此既难诉诸实践，又不甚可能，但的确可发现任何领域的争议，某些逐步减弱，甚至在特定时段逐步消失。

为有效并有益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司法者，不论自觉与否，注定会发觉这是需正视的。显然，九步法提出者论及的控制庭审活动边界及进程的设想，凸出了管理的概念，而管理的重要目的之一，即为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